中国最有资格得诺贝尔奖的人：汤飞凡(转载)
1980年6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的一封短函：由于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IOAT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他的通讯地址，以便发出正式邀请，参加1982年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可是IOAT不知道，他们预备推荐申报诺贝尔奖的学者，被以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早已不在人世了。
今天国际上最权威的微生物学教科书
Bacterial infections of humans: epidemiology and control （ Alfred S. Evans, Philip S. Brachman 编著），病理学教科书 Robbins and Corton Pathologic Basis of Disease, Professional Edition, 8th ed (Kumar 等编著），任何关于衣原体的综述，都写到 Dr. Tang, 一个必须写在世界医学史上的中国人。
以此旧文，纪念汤飞凡先生逝世56周年。文中颇有不全之处，但已无昔日激情，恕不修改。
一、心中萦绕的名字
猴年马月的北京出人意料地凉爽，不寻常的天气似乎预示会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果然在六月下旬，卫生系统流言四起，以至于国家卫生部不得不召开新闻发表会，就今年萨斯实验室事故答记者问。新上任的主管副部长声明：请大家容许我保密两天。
两天后，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建党83周年。卫生部召开大会，宣布追究领导责任，从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到病毒所，最后是腹泻病毒研究室，从上到下一口气摘了五顶乌纱。尘埃落定，相关报道充斥报刊网络，中国卫生防疫系统的声誉到了历史最低点。
去年萨斯时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而今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天气骤然转为闷热。望着乌蒙蒙的北京，心中猛然想起一个名字，萦绕在心中二十年的名字。
当中国人渐渐开口说出真话的时候，开始听到这个名字，以及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一个又一个故事所勾画出的豪情和悲伤，使这个名字深深印在心中。
以为网络信息爆炸的今天，搜索一下这个名字，会有千百条详细的资料。不料查询之下，仅仅是有限的干巴巴的几条。相比之下，那些所谓的英雄所谓的风流人物，充斥于网络，被人一遍又一遍地提起讨论，翻来覆去地争议，来来往往地探讨。这些如雷贯耳的有几个比得上这个名字对民族对人类的贡献？
人们缘何钟情于沾满鲜血的双手而无视救苦救难的心肠？
几十年过去，这个名字已经获得了原本属於他的名誉和地位。但无情的岁月和我们这个善於向前看、乐于健忘的民族使这个名字渐渐沉入历史的泥沙中，再一次渐渐被遗忘了。
有的名字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是不能被遗忘的！洗清历史长河中的污泥浊水，这名字将永远如金子般闪亮。
这个名字叫：汤飞凡。
二、英雄慧眼
近代中国是湖南人的舞台，从曾国藩到毛泽东，湖南人最终成为中国的主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湖南大旱，“百姓咽糠茹草，至有饿毙自尽者。” 7月23日汤飞凡出生于湖南醴陵。
汤家在当地是个旺族，到汤飞凡出生时家道早已中落，父亲设馆教书维持家计。汤飞凡行三，五岁启蒙，父亲遵循易子而教的古训，送他到二十里外的东岗就读于何家义塾。
何家与汤家为通家之好，年轻博学的何家少爷素有大志。年幼的汤飞凡勤奋好学且意志坚毅，一入其眼界便十分钟爱，除了为他课外辅导外，还教他算术自然等新学。何少爷连得三女后，向汤家提出将其中一女许配给汤飞凡，而且可以等汤飞凡成人后自己选择。
世事难料，爱汤飞凡如己出、誉之为天下英才的乡野书生居然成了一代枭雄。辛亥革命后，何少爷弃文学武，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入湘军，从排长干起，一步一步成为湖南霸主，后来更因为毛泽东的一首蝶恋花的角注，成为除蒋介石外不做第二人想的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反对派：何键。
总角时便入英雄慧眼的汤飞凡所走的却是一条截然不同道路。汤飞凡12岁入长沙城南小学堂，三年后毕业，追随二哥考入甲种工业学校。虽然学工，但他从小目睹家乡父老贫病交迫，一直有志悬壶济世，两年后湘雅医学院成立，汤飞凡从甲种工业学校退学，成为湘雅医学院的首届学生。
七年寒窗，湘雅医学院第一届招收的30名学生，1921年毕业时只剩下10人。这十人中出现了两名中国医学届的泰斗，除了汤飞凡外，另一位是毕业时名列第一、与汤飞凡同岁的内科名宿张孝骞。
七年的医学训练，不仅磨炼了汤飞凡坚韧刻苦的精神，也使他对济世有了新的认识。19世纪与20世纪的世纪之交的二、三十年，正是微生物学的黄金时代，以巴斯德(Pasteur) 和寇霍(Koch) 为代表的一代细菌学和传染病学天骄，陆续发现了大部分重要传染病的致病菌。寇霍的学生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发现了鼠疫和破伤风的病原菌，人称东方寇霍。年轻气盛的汤飞凡曾言：“日本能出东方的寇霍，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东方的巴斯德？”
雅医学院毕业后，汤飞凡立志研究细菌学和传染病，申请到协和医学院细菌系进修。当同学邀请一道开业行医时，汤飞凡说出毕生意愿：“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
何键此时已为湘军团长，见汤飞凡医学院毕业，向汤家重新提亲。汤飞凡在何家三千金中选中15岁的二小姐何琏。以何键之意，女儿随军东奔西跑极不安定，希望能立即成亲。汤飞凡因为要去北京进修而无法养家，最后只是订婚。
汤飞凡在协和医学院一年后兼任助教，三年中全面掌握了细菌学理论和实验技术，经系里和学校推荐，汤飞凡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奖学金，准备赴美深造。
兵荒马乱的湖南，局势复杂多变。这次何键不再迁就，汤飞凡与何琏成亲后，一起到了美国。
年轻的汤飞凡走的是一条科学之路。
三、拓荒者的回归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病毒学的拓荒时代，汤飞凡所进修的哈佛医学院细菌系的研究重点此时正转向比细菌更小的微生物，拓荒者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新的方法。作为投身病毒学研究的第一个中国人，在哈佛的三年里，他的工作主要是研究病毒学实验方法。他与同事们在病毒学发展的早期重要的贡献包括用物理方法证明了病毒是可过滤、能离心沉淀、能自我复制、有生命的寄生于细胞内的微生物。他们还研制成第一代微孔滤膜，用于测定出各种病毒的大小。
三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导师强烈要求汤飞凡留在哈佛。优厚的生活条件，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以及病毒学研究刚刚掀开的无比宽阔的视野，吸住了汤飞凡的心，他决定留下了。
这时一封信来自大洋彼岸，写信人是他的老师颜福庆。
出身基督教牧师家庭、毕业于耶鲁医学院的颜福庆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和领袖。汤飞凡就读湘雅医学院时，颜福庆任院长。离开湘雅后颜福庆就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鉴于当时国内几所较好的医学院都是外国人创办的，颜福庆矢志创建中国自己的医学教育体系。乘国民政府成立第四中山大学的机会，颜福庆倡议设立医学院。南京政府批准此议，医学院与1927年9月于上海开学。次年颜福庆辞去协和职务，专任此时已经改为中央大学医学院的院长。
医学院虽然设立，可是经费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和中国红十字会资助，十分困难，师资尤为缺乏，开学时只有教师8人。百废待兴的颜福庆想起了人在美国的汤飞凡。
颜福庆在信中，没有天花乱坠的许诺，只是如实地列出办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的困难，和对学生的殷切希望。正是因为这种开诚布公，使汤飞凡骤然生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当即决定归国。1929年春，汤飞凡携夫人归上海，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系副教授。
所谓中央大学医学院，其实只有29个预科学生，以及极少的教职员。汤飞凡任教的细菌系压根就没有，颜福庆给汤飞凡的第一项任务是筹备开始细菌学的课程。汤飞凡认为理论必需联系实际，细菌科的重点在实习。到上海后立即着手建立实验室，在教学之余开始利用极其简陋的设备进行研究，于1930年开始陆续发表论文。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病毒学研究。
1932年，中央大学医学院独立，改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汤飞凡升正教授，同时受聘为英国在上海的雷氏德研究所细菌系主任，可以利用该所齐全的设备进行复杂的实验。1935年汤飞凡到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进行短期协作，与1937年初归国。
从1929到1937的八年中，汤飞凡在所研究的病毒的本质及有关的方法学，牛胸膜炎的病原学，以及后文着重介绍的沙眼病原学等方面，均有重大进展，所发论文许多篇被权威性专著或教科书引为经典文献，可以说短短几年内硕果累累。
如果再给汤飞凡几年时间，以他对科学的执着、严谨和敏感，以及病毒学研究的历史机遇，实现东方巴斯德的梦想不是没有可能的。可是爆发于1937年的抗战，彻底的改变了一切。
多年后，与人谈到这个少年时的梦想。有人说这是命运，汤飞凡的回答是：“不是命运，是我自己的选择。”
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汤飞凡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一个中国人的选择。
十、士可杀不可辱
依照汤飞凡的计划，下一步在已有病毒株的基础上重新研究沙眼的感染、诊断、预防、治疗和免疫，研究毒株的分型以及与其他相似病毒的关系。但是当时的情况不容许他踏踏实实地集中于沙眼的研究，他的论断一个接一个地被外国科学家所证实，包括因为研究同源性而诞生了衣原体这一微生物种类。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正是汤飞凡进行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他以他敏锐的思路、完善的计划，带领中国生物制品业走在世界的前列，是中国生物制品的擎天一柱。
中国的现状使科研计划不能以个人的意愿而转移，而对於立志救死扶伤的汤飞凡来说，这一点正是他心甘情愿的，放弃个人的名利，为疾苦大众福利，正是他人生的选择。在分离出沙眼病毒后，根据上级指示的放弃学术问题、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汤飞凡的研究重点转移到麻疹和脊髓灰质炎的预防问题上。
当时中国麻疹广泛流行，几乎每个孩子都出疹子，冬春之际，发病率和死亡率极高。俗称小儿麻痹的脊髓灰质炎发病率超过万分之一，常有暴发流行。汤飞凡很快分离出麻疹病毒和脊髓灰质炎病毒，制备出的麻疹活疫苗很快开始在北京的幼儿园内试用。
如果命运在给汤飞凡几年时间，中国肯定会提前消灭麻疹和脊髓灰质炎，其他一些传染病也能提前得到控制。只可惜天妒英才。
1956年的反右运动，正在忘我地分离沙眼病毒的汤飞凡并没有受到冲击。一方面中共中央有一份保护名单，其中包括汤飞凡、张孝骞等中国医学界的泰山北斗。另一方面，汤飞凡对政治素无兴趣，只是一门心思搞科学。1958年夏天，反右结束，他的学生中也有人被划为右派，使他十分恼火，埋怨学生不该乱说乱道，搞科学的管什么政治？
可惜不管政治的人，政治要管他。
完成反右运动的毛泽东，心里有着另一个计划。在他眼里，每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必须接受水与火的考验，在群众运动中脱胎换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1958年9月，拔白旗开始了。在医学界，要拔的白旗都是反右运动中受保护的一流学者，卫生部机关党委统一部署，各单位拔白旗。生物制品所要拔掉时任所长、学部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和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汤飞凡这面大白旗。
9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所党委书记和副书记来到汤飞凡的办公室，表情严肃，一看就不是来请客吃饭的。组织上要汤飞凡检查资产阶级思想，听取群众批判。
9月26日，研究所召开小型会议，听取汤飞凡的自我检查，大家认为水平太低，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这个检查已经是汤飞凡的违心之举了。
研究所于28、29日召开全体党团员大会，要汤飞凡继续检查和听取群众批判。为了帮助汤飞凡，组织上私下进行了动员，安排了发言。
中国人的扒粪文化，中国人的嫉妒，中国人的阴暗心理，中国人的小人得志狗仗人势又一次得到了宣泄。
大会气氛从缓和到紧张，发言从和风细雨到狂风暴雨。第一天汤飞凡是坐着回答问题，第二天便失去了分辨的权利，如同挨批斗一样，一会儿“站起来低头！” ，一会儿“坐下好好记！”
汤飞凡的待遇也逐日提高，第一天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插在社会主义阵地上的一面大白旗，第二天就升级为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对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国际间谍。他骑在人民头上，他的反动派岳父，他冒充大科学家，他向洋人讨面粉丢了中国人的骨气，他把沙眼病毒送给外国人把分离方法告诉外国人、出卖国家利益。更为无中生有、让汤飞凡受到极大刺激的是，有的人根据想当然的推理，诬蔑汤飞凡与实验室技术员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散会时，主持人对着规规矩矩站在那里的汤飞凡咆哮：坦白交代低头认罪才有出路，不然死路一条。我们说到做到，可以马上把你这个国际间谍抓起来。
明天继续开会，而汤飞凡已万念俱灰。
1958年9月30日晨，汤飞凡自尽。
中南海里有人知道打碎了什么。
周恩来闻讯后勃然大怒，处理了有关人员，亡羊补牢终止了刚刚开始的拔白旗运动，以至该运动今天鲜为人知。
名将可以靠百战，名臣可以靠历练。然而无双的国士要靠上天的赐予，是百年不遇的国之瑰宝。
对此，就象那些年代里许多许多类似的情况一样，后人只能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十一、身后那些事
没有通知亲友，没有举行葬礼，何琏一个人伴随遗体火化，悄悄地捧回骨灰，放在自己的卧室。完成了汤飞凡在遗书中的交代：把桌上的六本书还给谢少文。然后是漫长寂寞的岁月，二十年。
曾经与世界先进水平并驾齐驱的中国防疫生物制品业自毁长城，每况愈下，加上十年动乱，与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来越大。这些年来人心涣散，私欲横行，以至在萨斯流行期间大失国人所望，甚至发生实验室感染的重大事故。
连汤飞凡生前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因为人的私欲而长期被剽窃。
汤飞凡死后，中国的沙眼病毒的基础研究渐渐终止，与汤飞凡合作的眼科专家张晓楼站出来理所当然地包揽了各种荣誉，也包括靠重覆汤飞凡在自己眼里做的人体试验而发表的那篇论文。
汤飞凡属於自绝于人民，他的名字不能被提起，文革中更成了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大右派，於是这个名字消失了。人民画报上是张晓楼灿烂的笑容，报刊上一篇又一篇的介绍这位沙眼病毒发现者的先进事迹。写文章做报告接受采访，更为可笑的是，写论文时不得不引用当年的论文，他居然把第一作者汤飞凡免去。在黑白颠倒的年代，因为政治的需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拨乱反正后反而变本加厉，岂止是利欲熏心？
拨乱反正以后，本来汤飞凡没有戴帽子，不属於平反之列。但医学界的呼声太大，卫生部于1979年6月为汤飞凡举行追悼会，给予汤飞凡高度评价。
中国在重新发现汤飞凡，外国人一直没有忘记他。1980年6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的一封短函：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参加1982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
沙眼防治的最高荣誉终於属於汤飞凡，可是IOAT不知道，这世上早已没有汤飞凡。
颁奖仪式后来改在1981年5月的全法眼科学大会上举行，卫生部决定由汤飞凡的学生王克乾代为领奖，并明确通知了一起与会的时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主任委员的张晓楼。
发奖前一天下午，中国驻法使馆一位官员突然通知王克乾，组织决定明天改由张晓楼领奖。大会上张晓楼满面春风地接过奖章和奖金，并发言。令人不解的是，发言中没有一次提到汤飞凡的名字，均以“我们”代替。等大家看到奖章，才发现原来颁发给汤飞凡奖章改刻了两个名字，第一名居然是张晓楼。
誉满京华的通天名医居然能够施展乾坤大挪移，周旋于使馆和IOAT之间，两天之内偷天换日。
奖章拿回来，又是一轮报道采访，张晓楼正式成为沙眼病毒的第一发现人，国际金奖的获得者。可是有一个难题，原来奖章是发给一个人的，虽然临时刻上两个名字，奖章还是一个。张晓楼没有被难倒，他用原本属於汤飞凡的奖金复制了两枚镀金奖章，自己留一枚，交给汤家一枚，原件上交卫生部，一个圆满的结局。人道青天不可欺，善恶人尽知。张晓楼的做法引起公愤，当年12月政协会议上，不少委员就提议严肃处理这种剽窃行为。国际上也有不少疑问，汤飞凡夫人和学生们从一开始就强烈要求卫生部澄清。
但是名医的能量无法估量，一件原本简单的事情一拖就是五年。总是说要顾全大局，维护中国科学界的声誉，始终没有解决。何琏骨子里的将门血气终於暴发了，于1986年8月写信到IOAT，要求一个公正。
四个月后IOAT回信：经了解，沙眼金质奖章是授予汤飞凡的，为了澄清起见， IOAT将复制一枚新的奖章。不久汤家收到新奖章，旧奖章自动作废。新奖章的后面只刻着一个名字：汤飞凡。
汤家除了新奖章外，依旧保存那枚私自复制的旧奖章，作为近代中国科学史上一大丑闻的见证。
1992年，国家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三组) 邮票，里面包括汤飞凡。三年后，为夺回本应属于自己丈夫的成果和名誉而耗尽精力的何琏在北京逝世。
十二、渐渐远去
第一次听说汤飞凡是在车上，一位很敬重的老师突然大发感慨：如果汤飞凡不死，肯定能获诺贝尔奖。中国居然有这般人物？从此这个名字长留心中。
汤飞凡的弟子告诉我，老师把沙眼病毒接种在自己眼睛里，冒着失明的危险证明了病毒的致病性，成为卫生系统为科学献身的典范。汤飞凡的下属告诉我，汤老每天戴着白手套在实验室里到处摸。当时大家就是用鸡毛掸子打扫，怎么能过得了关？就在汤飞凡一次又一次的严厉训斥下，中国生物制品标准化水平提高了。
听过汤飞凡课的前辈回忆，当时什么都不懂，竟然问那种肤浅的问题。汤先生居然认认真真的回答，使他对科学产生了真正的兴趣。
见过汤飞凡的老职工讲，由於夫人比自己高出一个头，汤所长与夫人出行时一定先行两步，高高地挺起胸脯，给人一种威严。
卫生界的朋友议论，汤飞凡的最大功绩在于建设了中国的防疫队伍，这只队伍不仅仅经历了抗战，而且在十年动乱中也经受了考验。而中国防疫系统近年来的衰落，包括应付萨斯的拙笨，也因为这批汤家军日益凋零，因为汤飞凡的过早辞世。所谓成者萧何败者萧和，中国卫生防疫系统因为衣原体而名扬天下，也因为衣原体而臭不可闻。去年那令人哭笑不得的萨斯病原为衣原体的诊断让人再一次想起汤飞凡，这位衣原体之父，这位严谨的科学家，这位为国为民的英雄。人们已经不敢期望防疫工作者们能作出汤飞凡般的成就，现在连做好本职工作都成了奢望。那些继承者们何以面对汤飞凡的在天之灵？
朝代更迭之际，中国的许多科学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新中国，同时也选择了风风雨雨。在卫生系统，一批曾经受国民政府器重、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要职的学者也作出这样的选择，如汤飞凡，如颜福庆，以及接替颜福庆担任卫生署长的金宝善等等等等，他们在新中国建国后的遭遇令人惋惜。这些人称得上是国士，可惜无人以国士待之。
汤飞凡和野口英世，两人在科学上的造诣不相上下，然而比起对民族对国家的贡献，则有天地之别。野口英世一直在美国从事研究，死后也葬在那里。汤飞凡为中国现代医学教育而归国，为了祖国防疫事业多次放弃出国定居，在抗战中立下卓越功勋。可是现在又如何？
野口英世经渡边淳一重新发现，成了日本的国宝，他在纽约的墓地成了日本人旅游的圣地，新版日圆上印上了野口英世的头像。
而我们那？昙花一现的对科学家的崇拜再一次变成对武夫的敬仰，我们的渡边淳一们在粉饰太平，添帝王将相的屁股超过了无耻的程度。野口英世在日本人人皆知，汤飞凡在中国除了卫生系统一些老人外几乎无人知晓。相比之下，岂止是一个惭愧了得！
离我们渐渐远去的除了时间以外，还有一种东西叫做：魂魄。
谨以此文纪念汤飞凡先生诞辰117周年
【人物】谭飞凡：他生产了中国自己的狂犬疫苗、牛痘疫苗、卡介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他成功遏制1950年华北鼠疫大流行。他让中国比世界早16年消灭天花病毒。他被公认为衣原体之父。1981年国际沙眼防治组织授予他金质奖章。然而，不甘受辱的他在23年前就已自杀身亡。中国与诺贝尔医学奖就这样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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